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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审判国王的不同法理抉择以政治宪法学眼光看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人民直接出场的革命，革命者本可诉诸人民这个至高无上的名义，以人民的真正至高权（maiestas realis）压制君主的个人至高权（maiestas personalis）[4]，同时抛弃国王的二体，如同法国大革命处决路易十六时的做法，然而英国革命者最后的处理方式是：最终单单处决了国王的自然之体，而没有严重影响或对国王的政治肢体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这与1793年法国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对比。

尤其是需要回答：（1）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的基础上增加公安机关的拘留处罚，是否真地可以更加有效地减少此类传销活动？若财产罚不足以减少，增加几天关押的日子对违法分子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威慑作用吗？（2）这些传销活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是否足以证明需要给公安机关不经法院即可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3. 关于第34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1）第34条第二项涉及在公共场所的穿着，而穿衣自由是人身自由不言自明的自然组成部分，有的时候穿衣还涉及到一种言论、一种表达，无论是对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还是言论自由的限制，都应该用相对明确的标准，而不是十分含糊的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6. 关于第90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刑事案件都需要进行调查，收集证据，这是公安机关的权力，也是公安机关的义务所在，毕竟，没有证据，不能定案。

作为一部法律，在权限上可以作出如此规定，若最后该条款通过，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就得做相应修改。既然在实体上如此重视，为何就一直不能在程序上加以重视？如果有些情况特殊，需要不经听证即采取拘留措施，也是可以作出例外规定的。每一个涉及加重处罚的条款，都应该给出为什么需要加重的理由，都应该给出充分有力的数据或研究来证明加重处罚是可以有效收到治理效果的。（2）有关组织、单位、部门是否愿意主动或应受干扰人请求积极劝阻、调解和处理，也与之后的法律后果不无关系，由于修订条款明确在有关组织、单位、部门处理未果的情况下，违法行为人会被直接处以拘留，这难免会对有关组织、单位、部门处理的主动性、积极性造成影响。4.关于第59条第2款侮辱、谩骂的方式同威胁、围堵、拦截的方式是不同的。

行政拘留对公民权益影响很大，立法法将设定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权力交给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将行政拘留作为对严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来对待，这都反映出立法者对行政拘留的慎重态度。10.  关于第117条第117条根据整个草案普遍加大处罚力度的情况，相应地提高了罚款听证的门槛，本意见人已经在第1条提及是否需要普遍加大处罚力度的问题，这里同样对提高罚款听证门槛提出疑问：这是否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利？此外，本意见出具人始终坚持认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应当经过听证。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对国王空位的解决方式，可谓一个关键节点。

如荀子与孟子虽观点多歧，但也说：诛桀、纣若诛独夫。只有革命实际爆发之后，由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对于后世的近现代宪法学又有何助益。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

在法律逻辑上，要将国王作为叛国罪的适用对象，首先要将他本人与王权割裂，也就是将国王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相剥离。如梅特兰指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普劳登《判例报告》是对国王二体观念的首次清晰阐述。

个人行使国家机关职能，并非为自己之目的，而是为国家之目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孟子由此回避了弑君正当与否这个可能直接颠覆儒家纲常的敏感问题。结语由宪法思想史梳理可以看出，国王二体这一源于中世纪末期英伦岛国的古典政治观念，通过英国宪制的影响力，其源流余脉一直延伸至20世纪，对于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立宪主义精神，都有独到之功。

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他提出：把国家的机关和在机关地位的个人区别起来，对于说明机关意识的永续性是必要的。[39][德]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5-86页。自然之体与政治之体并非判然分别，乃是联合，就像一个身体一样。

进入专题： 政治之体 自然之体 英国君主立宪制 天皇机关说 。及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1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明治宪法第五条相应的也规定：天皇依帝国议会之同意，行使立法权。

[7]16世纪有英格兰法官指出：政治之体与其……自然之体相联合与合并，在联合或合并的过程中，自然之体分有了政治之体的属性和效果。[53]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力论据，正来自于英国法：君主的行为不因君主的驾崩而消灭，这是古来诸国所认识的，英国法学中为说明这种永续性，发生Sole corporation（单独法人）的观念，国王以其一身为法人历代相承作为单一体，又发生The king does not die（国王不死）的格言，然而国王不死自然是一种反事实的拟制，然以国王为法人，亦与‘法人须为自己之目的的主体不相容。芦部信喜指出，作为英联邦象征的抽象的王冠，正对应于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只不过天皇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是一个具体的自然人。如穗积八束的学生上杉慎吉是明治后期天皇主权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在其学术生涯初期，也曾主张：所谓国家，乃是法律上为统治权的主体之抽象的人格，组织这抽象的人格之实体，乃是自然人。[23][日]芦部信喜、高桥和之：《宪法》（第3版），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摘要: 英国古代的国王二体观念通过区分国王的政治之体和自然之体，维持了最高政治权力的合众性及永续性。

虽然英国国王作为全国的最高领主，在法理上拥有全国的土地，但其中某些土地及地上权利在观念中被视为王室的古老领地，国王不可按自身意志将其让渡给他人。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孟子与英国革命者们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随着中世纪末期世俗王权逐步战胜教权，13世纪，英法等国确立起新的王朝继承法理：先王一经去世，其子或合法继承人即自动成为国王。[34]对比英国法观念即可察觉，这一论述中实际蕴含着将国家人格视为一个合众体的契机。

[58]但从理论将作为自然人的天皇与国家主权相分离，这为日本日后的宪法变革做了理论准备。对于孟子这段话，东汉赵岐《孟子章句》解释道：残贼仁义之道者，虽位在王公，将必降为匹夫，故谓之一夫也。故大政之统一，如人心唯一。此后儒家论述弑君的正当性时大多循这一理路。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之重点。这是受主权在君说的影响之最著的例。

而孟子的论述中，国君一旦因为失格而降为匹夫，国君大位实际就处于空缺状态，并不存在当然的合法代位者。日本则不然，日本统治权由天皇总揽之，故天皇即主权之主体。

现实中的王朝更迭、君主易位，很少由贵戚主导。《威斯敏斯特法》前言中规定：王冠（crown）为英联邦之各成员国自由结合的象征，此等成员国基于对国王的共通之忠诚而被统合之。

这一论述应是参考周召共和等前例，建立在儒家推崇的周王室宗法体系之上。（一）问题之提出：国王空位的宪制危机国王二体观念实际是一套关于日常政治的政治理论，其首要意义在于维护政统的延续性。既然桀纣被弑之时已经不成其为君，臣子能否弑君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因此美浓部达吉认为：德国学者之称君主为‘国权的主持者（Tr?ger der Staatsgewalt），不一定是适当的名称。

天皇机关说 德国学者康托洛维茨的著作《国王的两个身体》是英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一部巨著，开辟了一条深入理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成因与特质的蹊径。[1]国王二体观念通过一套复杂的论证来避免最高权力出现空位。

其次要否认国王作为主权者的资格，而由其他政治机构取而代之。[24]这一条款确认天皇拥有统合立法、司法、行政等所有国家权力的统治权。

对于加冕之前的空窗期，教会以一种拟制来维护政统的延续：基督作为摄政王踏进这个空隙，通过他自己的永恒性，保证王权的延续性。与同类政治思想相比，国王二体观念有助于安定宪制秩序，推动英国政制平稳走向君主立宪。